有些朋友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獨特優勢產生懷疑,也有不少人認為強大的中國今天已經不再需要香港,但你知道,香港經濟繼2016年實質增長2%後,於2017年首三季按年增長3.9%。政府預測香港2017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為3.7%

 

 

香港的優勢還在嗎?未來三十年,香港還能延續東方之珠的璀璨嗎?

 

 

 

過去三件事

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先回望一下香港的過去。

 

過去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內地經濟發展最快的三十年。

在這個三十年中,香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轉口貿易;
第二,直接投資(FDI);
第三,資本市場的大發展。

 

轉口貿易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桶金,FDI直接投資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而香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則為中國源源不斷地輸送了發展經濟的寶貴資本。

 

從1993年H股誕生開始,一家又一家中國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來自全球的資金,發展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電訊公司、能源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在改革開放這三大潮流中,香港都憑藉自己獨特的優勢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鋒作用。

 

當然,在此過程中,香港自己也收穫了繁榮富強,成為全球認可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過去為改革開放所做的三件大事都有一個核心主題,那就是為中國輸入資本,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很缺錢,香港一直是中國最可靠的海外資本聚集中心。細心的朋友也許會問,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國內到處是尋找投資管道的資金,不差錢的中國還會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開放市場、法治環境、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與市場體系、專業人才和中英雙語環境在今天和未來仍然是中國非常寶貴的“軟實力”,它們是成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條件,需要經過幾代人的積累與努力。

 

 

內地現在也已經越來越開放,不少城市的硬體環境也已經趕超香港,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依然十分突出。只不過,時移世易,香港需要與時俱進。未來的三十年是中國資本雙向流動的時代。除了發揮其傳統的融資功能外,香港還須儘快調整定位和轉型,做好新的三件事。

 

 

 

未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説明中國國民財富實現全球配置。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國民財富進行全球性分散配置的需求已經出現。

 

從幾年前開始,中國內地的國民財富逐漸開始了從房地產和銀行儲蓄走向股市和債市、從單一的國內資產配置走向全球分散配置的歷史性“大搬家”。國內現在所謂的“資產荒”,其實質就是目前國內的產品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的資產配置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仍須對資本外流進行管制,我們若能加快發展類似滬港通和深港通這種安全、可控的互聯互通模式,把世界帶到中國門口的香港,讓中國人“坐在家裡投世界”,中國就會再次通過香港找到開放和繁榮的捷徑。

 

 

第二件事是幫助中外投資者在離岸管理在岸金融風險。

 

在今天的內地市場,利率與匯率尚未完全開放,因此內地的債務與貨幣衍生品市場也還沒有建立成熟的風險管理機制。

 

內地的股市雖已經完全市場化,但具有雙刃劍效果的衍生品市場仍會在股市大幅動盪時受到限制,難以完全發揮風險對沖功能。衍生品市場的缺失使得大量有意持有中國資產(包括股票、債券與貨幣)的國際投資者在國門外望而卻步;而國內大量高風險偏好的資金也因找不到合適的高風險高回報投資目標而在內地市場中“東奔西竄”,形成風險隱患。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完全可以幫助內地市場“另辟戰場”,讓中外資金在與內地市場有一定安全隔離的境外市場充分博弈、對沖風險。香港擁有國內外投資者都認可和熟悉的法治和語言環境,在這裡,海內外的投資者最容易各取所需、形成良好的互動。

 

因此,只要充分瞭解雙方投資者的需求,提供適合的產品,香港完全有條件發展成為亞洲時區內最主要的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內地的期貨交易所也可以在內地股市休養生息時與香港市場合作,在境外繼續發揮風險管控的功能。

 

在匯率方面,人民幣匯率已經進入雙向波動時代,無論是國內的進出口貿易商、QDII基金還是國外的QFII基金和使用滬港通的投資機構,都有管理人民幣匯率風險的需求,我們推出的人民幣匯率期貨,就是為他們度身定做的風險管理產品。

 

第三件事是幫助中國實現商品與貨幣的國際定價,為中國的資金定價海外資產提供舞臺。

 

未來三十年,是中國資金不斷向外走的三十年,中國的投資者不能再像中國的外匯儲備一樣,只當“債主”(特別是美國的債主),我們也要學著走向世界、用我們的錢來“定價”我們要買的海外公司股權、我們要買的大宗商品;同時,也要用我們的購買力讓越來越多的國際權益與商品以人民幣定價,這樣,我們就能在全球範圍內逐步掌握人民幣匯率與利率的定價權。

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定價中心,一個市場必須具備中外各方均能接受和認可的規則體系與制度安排,也需要高度國際化和專業化的市場服務環境。擁有“一國兩制”優勢的香港既是內地投資者的“主場”,也是外國投資者的“友場”,具備以上所有條件,完全可以成為中國首選的海外定價中心,讓中國的資本通過這個定價中心取得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應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如果能夠做好以上這三件大事,香港一定能夠再次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不可替代的價值,也自然可以鞏固自己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國兩制”是關鍵

香港做好這三件事的關鍵在於“一國兩制”。“一國”使內地可以放心地讓香港去努力創造這三個新的中心;“兩制”可以讓國際社會充分擁抱香港這三個新的功能。

 

“一國兩制”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政治話題。作為香港交易所的集團行政總裁,我觸及這個話題的唯一原因是它將直接影響上述香港金融市場未來發展的新方向、新功能。換句話說,上述願景的實現取決於內地是否相信“一國”不會受到挑戰;也取決於香港及國際社會是否相信“兩制”會長期持續。

 

香港的繁榮能否離得開中國的發展?這是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題應是:香港的繁榮為什麼要離開中國的發展?

 

強大的中國為什麼還需要香港?這也是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題應是:有一個繁榮、穩定、自信的香港是不是對中國更好?

如果我們問對了問題,我們就會得到正確的答案:香港的繁榮不應離開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更應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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